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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 简介

袁宏道

袁宏道 yuán hóng dào

明代诗人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汉族,荆州公安(今属湖北公安)人。宏道在文学上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

本名袁宏道别名
字号字中郎,一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所处时代明代
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湖广公安
出生时间1568年12月23日去世时间1610年10月20日
主要作品《竹枝词》、《横塘渡》、《棹歌行》、《大堤女》、《闻省城急报》等
主要成就“公安派”代表人物,提出性灵说

同期其他诗人

  • 吴承恩

    吴承恩

    (1500—1582)明小说家。山阳人,字汝忠,号射阳山人。科举屡遭挫折,嘉靖中补贡生,后任浙江长兴县丞。耻为五斗米折腰,拂袖而归,专意著述。自幼喜读野言稗史、志怪小说,善谐谑,晚年作《西游记》,叙述唐高僧玄奘取经故事。另有《射阳先生存稿》、《禹鼎志》等。

  • 陈子龙

    陈子龙

    陈子龙(1608—1647)明末官员、文学家。初名介,字卧子、懋中、人中,号大樽、海士、轶符等。汉族,南直隶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进士,曾任绍兴推官,论功擢兵科给事中,命甫下而明亡。清兵陷南京,他和太湖民众武装组织联络,开展抗清活动,事败后被捕,投水殉国。他是明末重要作家,诗歌成就较高,诗风或悲壮苍凉,充满民族气节;或典雅华丽;或合二种风格于一体。擅长七律、七言歌行、七绝,被公认为“明诗殿军”。陈子龙亦工词,为婉约词名家、云间词派盟主,被后代众多著名词评家誉为“明代第一词人”。

  • 刘基

    刘基

    刘基(1311年7月1日-1375年5月16日)字伯温,谥曰文成,元末明初杰出的军事谋略家、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明朝开国元勋,汉族,浙江文成南田(原属青田)人,故时人称他刘青田,明洪武三年(1370)封诚意伯,人们又称他刘诚意。武宗正德九年追赠太师,谥号文成,后人又称他刘文成、文成公。他以神机妙算、运筹帷幄著称于世。刘伯温是中国古代的一位传奇人物,至今在中国大陆、港澳台乃至东南亚、日韩等地仍有广泛深厚的民间影响力。

  • 夏完淳

    夏完淳

    夏完淳(1631~1647)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灵首(一作灵胥),乳名端哥,汉族,明松江府华亭县(现上海市松江)人,明末著名诗人,少年抗清英雄,民族英雄。夏允彝子。七岁能诗文。十四岁从父及陈子龙参加抗清活动。鲁王监国授中书舍人。事败被捕下狱,赋绝命诗,遗母与妻,临刑神色不变。著有《南冠草》、《续幸存录》等。

  • 徐渭

    徐渭

    徐渭(1521—1593),汉族,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或署田水月、田丹水,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等别号。中国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军事家。民间也普遍流传他的故事传说,关于他年轻时如何聪明,后来如何捉弄官宦等。

  • 徐祯卿

    徐祯卿

    徐祯卿(1479-1511)字昌谷,一字昌国,汉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祖籍常熟梅李镇,后迁居吴县。明代文学家,被人称为“吴中诗冠”,是吴中四才子(亦称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因“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之绝句而为人称誉。

文学主张

概述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反对承袭,主张通变
  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生平

  袁宏道(1568~1610)少敏慧,善诗文,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年十六为诸生,结社城南,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万历二十年(1592)登进士第,万历二十三年(1595)谒选为吴县知县,听政敏决,公庭鲜事。政暇与士大夫谈文说诗,以风雅自命。宏道任吴县县令时,在任仅二年,就使“一县大治”,“吴民大悦”。辞去县令后,“为人贷得百金”,作妻室生活费用。宰相申时行赞叹说:“二百年来,无此令矣!”他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 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越二年,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数月即请告归。后迁官至稽勋郎中,不久即谢病归里。万历三十八年(1610)九月六日(10月20日)卒,年四十有三。他去世以后,连购买棺材及眷属回故里的路费都是朋友们的捐助和卖尽他的书画几砚凑的。《明史》卷二八八有传。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流传至今的作品集有《潇碧堂集二十卷》,《潇碧堂续集十卷》,《瓶花斋集十卷》,《锦帆集四卷去吴七牍一卷》,《解脱集四卷》,《敝箧集二卷》,《袁中郎先生全集二十三卷》,《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二十四卷》,《袁中郎全集四十卷》,《袁中郎文钞一卷》等等。其中《满井游记》被编入八年级(下)人教版语文书内。

白话艺术

  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与《瓶史》

  《瓶史》一书,是1599年春天袁宏道在北京写成的,时年32岁。袁宏道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在《瓶史引》中,他写道:“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他还说,高人隐士们住深山,濯清泉,与世无争,并以把世间一切让人为乐。他们的生活恬淡、安逸,绝无大祸临头之恐。这正是我生平极为羡慕的事。但是,袁宏道说:由于“为卑官所绊”,身不由己,于是,“仅有栽花莳竹可以自乐”了。

  在谈到自己喜欢插花的理由时。袁宏道说:由于“邸居湫隘,迁徒无常,不得已乃以瓶贮花,随时插换”,况且,京城里种植有各种名花,取之方便,于是就成了“余案头物”了。袁宏道认为,这样做,省却扦插、浇水之劳苦,而插于瓶中之花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也算“一大快事”。

  袁宏道的朋友在谈到袁宏道时曾说:他“好修治小室,排当极有方略。此虽小道,实艺术之一种,有学问在焉”。由此可见袁宏道不仅是一个极其热爱生活的人,而且也是一个颇具艺术眼光的人。

  在长期的插花实践中,袁宏道总结出了一整套的宝贵经验,如他自己所说,写《瓶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与诸好事而贫者共焉。”

  《瓶史》问世后,对我国后人影响之大自不必说,东邻日本也在文化五年(1808年)出过一本《瓶史国字解》,书中附有插花图谱280余幅。此书的序言说:“前者黎云斋者,据石公《瓶史》建插花法,自称宏道流,大行于世。”由此可见,此书对日本花道艺术的影响也是非同小可的。袁宏道是个很有情趣的人,专门写了《瓶史》一书,讨论插花艺术。此书在中国流传不广,在日本评价很高,亦是“袁派”插花的由来。